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但他是从文学之外进入文学的，他深受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对中国的老庄哲学也发生过强烈的兴趣，同时，尼采的美学思想也在其创作中留下了印记。
他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卡夫卡内心中一直对父亲存有无法消除的畏惧心理，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他的敏感天性还使得他对周围环境的任何反常都有着超出常人的敏锐反应，他因而充满了危机和不安，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成为席卷欧洲的“现代人的困惑”的集中体现。卡夫卡这样形容自己“我的内心存在着可怕的不安”。
卡夫卡是布拉格一家工伤保险公司的雇员，他一生中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牺牲了一切生之欢乐，乃至健康、婚姻、天伦，但生前连一顶堂堂正正的“作家”桂冠都没有得到。原因之一是，他没有把文学当作单纯“美”的载体，而是作为研究生活、思考人类的手段，作为把他的“庞大的内心世界”“向外部推进”的工具。因此，在他写作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什么是文学”出发的，毋宁说他是从“文学是什么”出发的。他在一度试图模仿狄更斯之后，就一心执著于走自己的路，不去寻找时代，而让时代来寻找他。这意味着，时代不再以自己的色彩来决定卡夫卡的面貌，而要由卡夫卡的笔触来描自己的面容了。这就是卡夫卡的独特意义所以。
卡夫卡的作品以看似怪诞的语言及思维方式，改变了固有的文学观念；以“荒诞”的隐喻形象表达着哲学的思考：即对现有价值观的厌弃和对现代人类生存境况的忧虑。
伟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过，他开始发现自己可以成为作家是因为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看到了可以写不是纯粹反映狭隘现实的东西，“当我发现格雷格利奥?萨穆莎可以在一天清晨醒来时变成一条大虫子时，我心中暗自琢磨：‘如果可以这样写，我可就对写作感兴趣了，那我可就真要说点什么了。’”马尔克斯称自己“真的找到了成为作家之路。”
作为一个犹太人，这个身份像一个阴影一样伴随着他的一生，成为他终身背负的精神十字架。作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的一员，他的“无家可归”的意识是十分强烈的。
卡夫卡是个自传色彩很强的作家，凡是重要的人生体验和感受都可以在他的作品里找到回响。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融进了他多种人生体验，因此可以作多种阐释，其中之一便是对犹太人“无家可归”的写照。
事实上，卡夫卡的失落是双重甚至多重的。卡夫卡作为“异乡人”的特殊境遇是他所生活的地域与他所掌握的交际工具——语言——是不合拍的。在他的出生地布拉格，绝大多数人都是讲捷克语，而卡夫卡所习用的德语。从语言环境上看，卡夫卡仿佛生活在一个孤岛上。此外，他大学里学的专业知识是法学，而且取得了一个法学博士的学位，结果在一家半官方的“劳工保险公司”谋得一个跟“法”相关的职位。然而，他的与日俱增的兴趣是文学，他也视创作为他的“唯一的幸福”，他也不怀疑自己具备着作家的天赋与才能。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他很少满意自己的作品，所以，生前他勉强拿出来发表的那些作品还不能造成他作为名家的地位。卡夫卡在婚姻和爱情上也屡屡失败。因此，他认为自己“没有一个中心，没有职业、爱情、家庭、养老金，这就意味着没有在世界上站住脚。”
有一位评论家对卡夫卡有一段很好的评价：
“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操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耗费在家庭方面。可‘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的人还要陌生。’”
贺拉斯曾经讲过：“无论风暴将我带到什么岸边，我都将以主人的身份上岸。”但是，对卡夫卡而言，则是：“无论我转向何方，总有黑浪迎面打来。”
一个连自己的“身份”都得不到证明的精神漂泊者，他是不会用正常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误入这个世界”的。19世纪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狂飚发展让他感到“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谎言的世界，是个令人厌倦的世界，而我们误入其中。”从《判决》、《变形记》中我们可以晓见他内心的恐惧和强烈的负罪感。这可以看成他“误入世界”的孤独体验的最高表现。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英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都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鼻祖。
很多人都知道，提到卡夫卡，就必须提到另一个人：马克斯?勃罗德。
卡夫卡生前不希望自己的小说、书信和日记流传，叮嘱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在其死后将他不多的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全部销毁，当卡夫卡还只发表了少量几篇小说如《判决》、《变形记》、《司炉》、《在流放地》的时候，勃罗德就指出，卡夫卡是一个“仅次于霍普特曼和汉苏姆的活着的最大作家”。由于勃罗德的努力，终于使卡夫卡在生前把他的一些主要的短篇小说发表了出来。卡夫卡曾立下遗嘱，将他所有的作品和遗稿“统统付之一炬”，勃罗德不仅没有执行该遗嘱，相反以极大的努力，把卡夫卡的作品和遗稿包括书信、日记等统统整理出版，而且先后两次编纂了卡夫卡的全集，从而使世人有机会看到卡夫卡创作的全貌，同时也使卡夫卡作为“现代文学之父”的地位和意义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
不仅如此，勃罗德还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