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43年了，那时候出生的婴儿大概他们的孩子跟我们那时候的岁数差不多吧……

——增援长沙
1966年8月底，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接到一封长沙告急书，请求北京红卫兵增援。大家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飞到长沙。
我一溜小跑，满头大汗撞开家门。父母听罢，说出大天来，也不让我去。因为，文革刚刚爆发，各地不断传来乱的消息，怕我出事。我真急了，大叫：“不让我去，我就死给你们看！”折身闪出屋，径直朝院外当街不远处的一口井奔去。父亲原本性子烈且急、热情似火，人又高大魁梧，这回更像脚底下踏上了哪吒的“风火轮”，七赶八撵就追上了我。他将我拦腰夹在腋下，犹如老鹰抓小鸡一般，把我叼回家中。
我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宁种，非走不可。无奈的父母撂下一句话：“反正，家里没钱，你看着办吧！”真像是黑云中透出一丝光亮：证明父母亲“开了口子”。
次日，我坐火车去了张家口(那时，红卫兵坐火车不要钱)，去找三哥要钱。那时候，自己认为：除了坐火车不用花钱，解决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吃与喝，还得需要掏自己腰包的。
张家口给我的印象挺空旷，没有高大建筑，路边就见个修鞋的，好象只有一路公共汽车。一打听，军事院校在哪儿，几乎人人都知道。我三哥在1963年就考上了这所院校，它的全名叫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在全军叫“七九三部队”）。后来，记得大概是“文革”中后期院校迁到南京，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三哥把节省下来的10元津贴给了我，作为赴长沙增援的生活费用。
中午，我在他们的食堂吃的饭。他们的食堂特别大，就餐的全都是戴着大沿帽、军衣上横着醒目的肩章的男女。没有一个佩戴红卫兵袖章的，餐厅的墙上也没有大字报，说明这所军事院校还没有搞运动。他们听说赵连中的弟弟来了，争着给我打菜打饭。有四个军官竟然抬过一笸箩白花花的馒头，让我“可劲吃”。显示着“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热情和军事院校“天字第一号”的待遇。
当我拿起一个馒头刚刚送到嘴边，张张笑脸就把我围个严实，一双双的眼睛流露出的是“疼弟爱弟”的真诚。他们极力挽留我住几天，我一个劲儿地摇头。
当天，我赶回了北京。这一夜，父亲母亲叮嘱了又叮嘱，一直到天麻麻亮。
天亮时分，我出发了，父母亲把我送到街门口。
父亲说：“能救人，就救人。”
母亲说：“咱救不了人，也别害人。”
我说：“您们放心吧！”
我们在红卫兵战旗的导引下，浩浩荡荡地奔赴了北京站。嗬！车真多：横看、竖看都是绿色的车厢、车身；成线、成片的亦皆为绿色的车厢、车身；我们立刻变成了一群小鹿乱撞——见车就上！仿佛列列火车通长沙！我登上的车厢棒极了，用现在的名词就是“豪华”。走道的地方在一侧，贴着玻璃窗底下还有暖壶；另一侧全是隔断门，上面有暗锁，里面是床铺，窗帘也十分考究，是两层，一层白纱，一层绛红绒布。这与我去张家口坐的硬座车截然不同，我以为去远道儿就该坐这种车。后来，我才知道，那叫软卧。
火车的车轮有节奏地欢唱着。我们也用浑身的力气歌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的歌声硬是压过了滚滚的车轮声。车外的景致根本无心去看。
火车终于进站了。
站台上一片锣鼓之声。除了惊天动地外，更把我们火热的激情扇得高万丈！我们争相将头探出车窗，看到的是张张笑脸、面面红旗。不少热情奔放的迎候者纷纷伸出手臂、跑步与我们相握。
下了车，我们傻眼了：只见打出的横幅是——“青岛市造反派欢迎你们！”“青岛人民欢迎你们！”
坏了！坐错车了！
由于我们的盲动，坐错了火车，现在听起来是个笑话。其实，在那个时代，有什么不是盲动的产物呢？当时，我们都是一群十六、七岁的青年，说风华正茂也好，初生牛犊也罢，总之，我们正逢青春少年，我们把人生最宝贵的一段献给了那个“火红”的年代，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充满了真情，既无私无畏，又奋勇向前，正象“红卫兵”战歌所唱的那样“……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我们认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红司令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誓死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那时候，我们是把自己的红心捧在双手上、举在单手上……
正是凭着满腔的真情，燃烧着我们的青春岁月……